2011年，贺琦从民政系统跨界工会系统，成了一名杨浦区总工会劳动关系指导员。十余年来，在贺琦手中调解成功的劳资纠纷不计其数。“调解是化解劳动争议的‘第一道防线’，劳动者不用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便可以争取到自身合法的权益。”

刚入行时，贺琦跟在调解老师身后，旁听每一件调解案子。几个案子下来，贺琦发现，同样是与人打交道，劳动关系指导员所涉及的内容，远比民政要复杂得多。“我在民政救助窗口工作时，只需要对接救助者一人即可，而到了工会以后，我不但要面对前来求助的劳动者，还需要面对一方或者多方企业，捋清他们之间的关系，找到劳资双方共同的‘利益点’，再进行漫长艰苦的谈判，逐步化解双方矛盾。”贺琦告诉记者，为了尽快适应这一改变，她一方面跟着调解老师和律师学习，一方面自己买回法律书籍“恶补”劳动法相关知识，逐渐从“小跟班”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劳动关系指导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贺琦的工作变得更为忙碌。前段时间，她成功调解了一起涉疫最低工资发放的群体事件。上海某水表厂将水表安装业务外包给第三方上海某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王某等人从2010年起便与第三方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被派往该厂任调表工至2021年。2020年1月至2月期间，由于疫情缘故，王某等人没有工作任务，第三方公司不再全额为他们发放劳动报酬，有的工友最低只领到了几百元钱。王某等人因此找到贺琦，希望帮助他们讨回应得的劳动报酬。

“春节正是花钱的时候，几百块钱在上海怎么能过个好年呢？”贺琦对记者感慨道。“再不济，企业也应该保证每月发放的工资不低于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2480元。”贺琦表示， “一些劳动者法律意识不强，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这就需要我们出面，保护他们的权益。”

贺琦和法律援助律师金磊共同接手了这桩法律援助案子，现场倾听工友们的诉求。可工友们越说越激动，你一言，我一语，抢着说出自己的诉求，一度混乱不堪。有人还提出要公司连带赔偿2010年至2021年加班费15万元，却拿不出任何加班证据和加班费计算依据加以佐证。“我们非常理解工友们迫切的心情，但他们抱着多要不一定能要到，但要少了一定就亏了的心态是不利于调解的。于是就让他们推选出两位代表出面调解，尽快厘清合理合法的诉求。”贺琦说，除了了解他们的诉求，还需要教会他们注意收集证据，如劳动合同、考勤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作为证据支撑材料，和援助律师一道帮助他们分块整理成册。

作为工会方派出的劳动关系指导员，贺琦考虑到案子涉及多方企业，所以决定帮助当事人申请劳动仲裁。又本着“调解为主、仲裁为辅”的原则，将劳动仲裁前置，组织三方调解，希望三方各退一步，从长远利益考虑。

调解中，贺琦对企业提出了用工管理规范和规避风险的建议；对劳动者释法明理，帮助他们争取自身合法权益。最终，经当事三方同意，出具仲裁调解书，第三方同意承担劳动者一次性经济补偿费用，水厂同意承担连带责任，劳动者也同意放弃原请求，接受双方的补偿费用。

采访中，贺琦还透露，疫情防控期间，他们针对一些相对单一的投诉案件还创新推出了“云调解”，减轻当事人诉累，快速化解纠纷，最大限度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比方说要求单位办理退工退保手续、结清劳务费等诉求单一、事实清楚的案件，在单位负责人不在场的情况下，通过网络或电话等形式直接联系单位负责人，耐心劝说，讲法释义，并提出调解方案，若双方接受，当场即可案结事了。”